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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析“韓流”與韓國對華文化外交
公共外交季刊
2012/12/25

  韓國對華文化外交的實施對“韓流”在中國的興起及風行創造了友好的政治氛圍、奠定了廣泛的受眾基礎、提供了堅實的保障。它的主要特色在于:以對外文化交流機構為依托,以韓國語為載體,以文化產業為主導。“韓流”不僅為韓國帶來了為數可觀的直接和間接經濟效益,還提升了韓國的國家形象,改變了中國大眾對韓國的印象,對加強中韓民眾之間的相互信任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韓流”是指90年代中期后,以韓國影視劇和韓國流行音樂為核心的韓國大眾文化及其所代表的生活方式的大規模對外輸出所形成的一種文化現象。它以音樂為先導,以影視劇為核心,以游戲為強勁的后續力量,在中國的影響漸漸從小到大、由弱變強。“韓流”得以迅速風行中國,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韓國政府的鼓勵和支持。在眾多國家都開始實施文化外交的今天,韓國政府已將“韓流”納入對華文化外交軌道,為實現其對華利益服務。韓國政府對華文化外交的主要特色。文化外交是主權國家利用文化手段達到特定政治目的或對外戰略意圖的活動。從本質上來說,它是一個傳播文化和輸出思想的過程。在具體實施中,一般都是采取文化手段,通過文化交流、教育交流等形式表現出來。由于中韓關系的特殊性,韓國政府十分注重與中國之間的文化交流。以對外文化交流機構為依托,積極促進雙方文化交流。在韓國,并沒有一個類似于“美國新聞署”的機構來專門負責“文化外交”的實施。韓國政府也沒有提出明確的文化外交戰略,其文化外交事實上是通過對外文化交流在進行。韓國推動對外文化交流的機構主要包括外交通商部(主要負責和國外官方簽訂條約)、文化體育觀光部(主要負責文化產業的推廣)和教育人力資源部(主要負責韓語的推廣和吸引留學生)。中韓建交后,韓國在中國設立駐華大使館,下設文化處,負責中韓官方的文化交流事宜。1994年,駐華韓國文化新聞處開館,成為介紹韓國文化的場所、韓中文化交流的核心平臺,通過開展各種展示活動、定期放映韓國優秀電影和動畫片、推廣韓國語等措施,幫助中國大眾更好地理解韓國。2001年8月,韓國文化部成立“文化產業振興院”,作為培育文化信息產業的綜合機構,它承擔著開發優秀文化信息及應用技術、支援銷售、指定政策、培養人才等任務,負責協助將文化創意內容轉化為文化產業,該院每年從政府手中得到的撥款約為5000萬美元。同年10月,韓國文化產業振興院在北京開設辦事處,主要職責是收集和提供有關中國文化產業界的市場、技術、人力、有關單位及機構的信息,為其國內企業進入中國市場做宣傳、洽談和提供綜合性的咨詢服務,并舉辦研討會、投資說明會、作品說明會等,積極促進中韓兩國之間的文化產業交流。幾年來,“文化產業振興院”為韓國文化產業在中國的快速發展和增強中韓雙方的人員往來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以韓國語為載體,大力在中國普及韓國文化。基于“語言伸展到哪里,就會將其所負載的文化價值觀帶到哪里”的認識,韓國政府十分注重支持并開展韓國語教學活動,以傳播韓國的文化,擴大韓國的影響。1991年1月,根據第13163號總統令,韓國文化部(現更名為文化體育觀光部)成立國立國語研究院,主要目標是推廣標準韓國語。該院設立了兩個項目:一是韓國語專家派遣計劃,派遣本國韓語專家至中國東北和獨聯體國家,推廣標準韓國語;二是海外韓國語教學邀請計劃,每年邀請15—20名不等的來自中國和獨聯體國家的韓語教師或學者赴韓進行為期約兩周的學習。1992—2006年間,該計劃吸引了286名來自中國的韓語教學者參與。此外,韓國教育部下屬的課程評價院設立了“海外韓國語能力測試中心”,該中心主持的“韓國語能力考試”主要面向非韓國語母語的外國人及海外韓國僑胞,其目的在于推廣韓國語。自該考試設立以來,中國考生的人數每年都在增長。2007年,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對外宣布,將于5年內在全球100個地區建立“世宗學院”,面向當地普通民眾,免費教授韓國文字和韓國文化。負責推進這一項目的韓國國立語言學院計劃首先在蒙古烏蘭巴托大學和中國中央民族大學建立“世宗學院”。此后,該學堂又陸續在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海洋大學、西安外國語學院、揚州大學等高校建立。可以預計,“世宗學院”將成為韓國在中國推廣韓語和韓國文化的一支重要力量。

  以文化產業為主導,賦予文化產品政治意義。韓國政府不僅將文化當成觀念的東西,也將其視為一種可以器物化的產業,同時也深刻認識到了文化產業的政治意義。韓國對文化產業發展規劃是:自2001年起,用五年時間把韓國文化產業產值在世界市場的份額由2001年的1%增加到5%,海外出口額增加到100億美元。1999—2001年間,韓國政府特別出臺了一系列支持文化產業發展的政策和法規,如《文化產業促進法》《文化產業發展五年計劃》《文化產業發展推進計劃》《21世紀文化產業的設想》《電影產業振興綜合計劃》等,為本國文化產業的發展提供支持和保證。從2002年起,韓國文化產業振興院每年在北京召開“中韓文化產業研討會”,活躍了企業間交流和共同制作及合作,為改善及發展中韓文化產業交流提供了平臺。韓國政府在發展對華經濟關系時,總是將文化輸出同商品輸出捆綁在一起。韓國的文化隨著韓國的文化商品迅速風靡整個中國。韓國的電視劇及韓國明星深受中國民眾歡迎,韓國的電子產品如三星等在中國也是家戶喻曉。這種通過外貿渠道展開的文化外交形式賦予韓國的絕不僅僅是“文化產品出口大國”的美譽,更為重要的是通過韓國文化產品傳遞的韓國形象——一個既保持儒家文化傳統國家,又是現代化的先進國家,被間接而不露聲色地傳遞給了中國普通大眾,影響著中國大眾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這無疑比直接的政策宣傳更為有效、更為持久。

  韓流在中國的風行

  與韓國對華文化外交的實施密不可分

  “韓流”之所以首先在中國形成,與韓國政府對華文化外交的實施是密不可分的。隨著“韓流”影響的不斷擴大,它逐漸被韓國政府納入對華文化外交的軌道,成為韓國對華文化外交的重要表現形式。

  韓國對華文化外交為韓流進入中國創造了友好的政治氛圍

  1998年,韓國出臺《國民政府的新文化政策》,正式提出“文化立國”方針,認為文化產業是韓國經濟復興的動力所在,宣布自2001年起,用五年的時間,使韓國成為世界第五大文化產業強國,最終目標是把韓國建設成為21世紀文化大國和知識經濟強國。由于中韓關系的特殊性,韓國政府十分重視和中國官方的互動,與中國簽訂文化教育和人員交流協定,推動雙方文化交流與合作。1994年3月金泳三總統訪華,兩國政府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大韓民國政府文化合作協定》。依據《中韓文化合作協定》,至2001年底,中韓共召開四次文化共同委員會會議,簽訂了年度交流計劃,兩國文化交流步入迅速發展的軌道。兩國教育部于1995年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與大韓民國教育部1995—1997年教育交流與合作協議》,1998年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與大韓民國教育部1998—2000年教育交流與合作協議》。1998年金大中總統訪華,兩國政府簽署了《關于青年交流的諒解備忘錄》。這些官方協議的簽訂,極大促進了中韓人員往來。

  韓國對華文化外交為韓流在中國的興起奠定了廣泛的受眾基礎

  自中韓文化合作協定簽署以來,雙方的文化交流日益頻繁,早在1994年,韓國放送公社(KBS)就與中國中央電視臺簽署了《合作協定》。當年4月和9月,分別在中韓兩國舉辦了電影周,中國大眾開始接觸韓國電影。

  1998年,中國中央電視臺和韓國KBS電視臺首次聯合推出大型跨國流行音樂盛會——中韓歌會,將韓國最新的流行音樂帶到中國,成為中國觀眾了解韓國樂壇動向的一扇重要窗口。駐華韓國文化院經常邀請“韓流”明星來院,舉辦中國歌迷見面會,放映韓國優秀影片和動畫片。韓國影響力最大的兩家報紙——《朝鮮日報》和《東亞日報》也推出網絡中文版,面向中國讀者提供有關韓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全方位新聞報道,成為中國大眾了解韓國政策和韓國文化的重要窗口。韓國實施對華文化外交的過程,也是一個中國大眾不斷加深對韓國認識的過程,韓國的大眾文化也就更易為中國大眾所接受,從而為“韓流”的興起和迅速傳播奠定了廣泛的受眾基礎。

  韓國對華文化外交為韓流在中國的持續流行提供了堅實的保障

  針對“韓流”在中國市場的情況,韓國政府推出了“先占戰略”和“‘韓流’培育方案”。推動“韓流”在中國的持續流行,維持“韓流”的影響力成為韓國政府及韓駐華官員的重要任務。為最大限度地擴大韓國音像制品的出口,2000年,韓國政府特別成立影音分軌公司,對韓文翻譯為外語和產品制作的費用幾乎給予全額補助。此項政策直接促進了韓國音像制品的出口,“韓流”開始大規模進入中國。2001年,韓民主黨議員姜求成率“韓流文化企劃團”考察中國文化市場,提出了加強“韓流”的意見。2001年底,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發表了《韓國文化產業白皮書》,明確提出了韓國文化進軍中國的“先占戰略”,將“韓流”市場分為“深化”“擴散”和“潛在”三個等級,即先搶灘中國市場,進而以中國和日本為跳板,打入國際市場。同時,文化體育觀光部還推出“韓流產業培育方案”,在政策、機構、資金等方面給予支持,嚴格篩選文化信息,優先考慮對韓外交有利的文化產品出口,并擬定“韓國文化月”首先在中國舉辦,力促“韓流”持續化。從2002年起,韓國文化信息振興院便開始通過“出口用音樂信息制作志愿事業”支援韓國歌曲在海外的制作,培養面向不同地區(包括中國)的韓國明星。

  韓流與韓國對華文化外交效果分析

  文化外交所要完成的使命主要是通過文化交流等渠道,注重與國外民眾對話,促進國外公眾對本國的了解,最終實現本國國家利益。卡爾·多伊奇早就指出,“與各國利益直接相連的……是在國外采取散播本國意識形態的政策,以及與它們的目標相一致的文化和科學交流政策。”早期韓國政府實施對華文化外交的目的在于增強本國文化產品的出口,推動中韓經貿關系的發展,最終擺脫金融危機的負面影響。后期則利用“韓流”在中國影響不斷擴大的契機有意識的輸出本國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力圖影響中國大眾對待韓國的態度,提升韓國國家形象。

  韓流與韓國對華經濟目標的實現

  在信息時代,文化外交能夠帶來經濟利益,早已成為人們的共識。文化外交能夠營造一種“支持本國經濟融入到世界經濟的民意氛圍”,推進官方或非官方之間的經濟合作。主張實施對華文化外交的美國人辛加認為,“商品、人員與思想的流動不但有助于實現中國的現代化,而且為美國創造了商機。”“韓流”作為一種文化外交的表現形式,它在中國的傳播過程,也是韓國在華經濟利益實現的過程。

  “韓流”為韓國帶來了為數可觀的直接經濟效益。中韓之間關于韓國大眾文化產品的貿易,本身已經構成了中韓貿易額的一部分,能夠產生直接的經濟效益。我們以韓國音像制品的出口來考察“韓流”所帶來的直接經濟效益:自1993年以來,中國對韓國音像制品(包括故事片、電視劇、動畫節目、專題片等錄像制品和流行歌曲等錄音制品)的進口呈現不斷增長的態勢。中國文化部的統計數據表明,1993年中國僅進口1部韓劇,2004年增加到9部(107集),2009年達到16部(292集)。

  “韓流”還創造了巨大的間接經濟效益。雖然“韓流”以韓劇為代表,但其影響卻沒有限制在娛樂圈里,而是以韓國娛樂產品帶動其他產品包括電子產品、服裝、化妝品等其他產品的出口,進而形成一個和其他產品相互影響的循環體系。2005年韓國產業政策研究院對“韓流”的經濟波及效果的分析報告表明,2004年,由“韓流”文化產品的出口對韓國其他制造業、服務業的產額、附加值、創造就業崗位的間接效果達4.5萬億韓元,其中由中國大陸市場產生的經濟效果為3.3萬億韓元。“韓流”作為韓國政府竭力打造的一個品牌,已經逐漸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和魅力,其內容與傳播手段上日益具有了鮮明的品牌化特征,潛移默化地、強烈地傳遞出一種韓國生活方式和態度、韓國的面貌與精神。很多韓國飲食、服飾、旅游等產品在銷售時被賦予“韓流”特色,往往銷售效果非常好。

  韓流與韓國國家形象的提升

  國家形象是社會公眾對國家的印象看法、態度、評價的綜合反映,它以國家的綜合實力為基礎。綜合實力包括硬實力和軟實力,如果一個國家硬實力有限,它可以轉而采取積極的對外文化交流和宣傳等手段,提升本國的國家形象。約瑟夫·奈認為:“如果一國的文化和意識形態具有吸引力,那么別的國家就會更愿意效仿。”文化外交是提升一國軟實力的有效手段和方法。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就曾說過,“文化項目在增強別國對美國的認同,樹立良好的美國形象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韓國政府就意識到了這一點,它以韓國大眾文化為武器,有意識地通過影視劇的輸出來改善國家形象。

  “韓流”令中國大眾的韓國印象得以改觀。冷戰時期中韓分屬兩大陣營,一直處于敵對狀態,信息交流被限制在最小的限度之內。中國的宣傳機構也一直將韓國定位為“美帝國主義的走狗”,中國大眾對韓國普遍持敵視態度。中韓建交后的幾年里,雙方的文化交流逐漸增多,但大都停留在官方層面,民間的交往和了解很少,中國大眾對韓國的認知也非常有限。隨著“韓流”的風行,中國大眾漸漸對韓國生活方式、韓國精神、韓國風俗有了更多了解,加上韓國明星紛紛來華演出和代言,中國大眾對韓國的印象和認識更加具體,人們開始關注“韓流”、關注韓國,許多人成為“哈韓族”。韓國國政弘報處海外弘報院院長俞載雄通過問卷調查認為,韓劇目前對提升韓國的國家形象起著積極的作用。

  “韓流”成為加強中韓雙方民眾的相互信任的另一渠道。一般來說,兩國之間經濟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相互交往越多,彼此之間的共同利益和“分享的知識”也就越多。中韓有著長久的交往史,雖然兩國因為冷戰而隔絕數十年,但儒家文化仍然是中韓兩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成分。兩國享有許多共同的信仰和社會儀式。“韓流”特別是韓劇中處處體現出來的儒家文化精髓,如長幼之序、孝悌之義、夫婦之倫、兒女之道等,很容易得到中國大眾的文化認同和共鳴,從而促進雙方在交流中的相互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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