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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大學傳播中國文化和形象
中國網
2012/09/11

  隨著國際形勢發生變化,公共外交在外交全局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已大大提升,已經成為我國外交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作者在日本八年的執教效果明顯,有利于傳播中國文化和培育新一代年輕人之間的相互友好。期待今后在新形勢下能有其他更多的退休外交官走向外國大學講堂,從事公共外交,大力宣講中國,并取得更大成果。

  2001年5月,我在外交部退休。2003年4月起,我受日本長崎大學聘請,前往該校擔任中國問題的教授,正式登上大學講堂,教授中文和“中國概況”,直至到該校規定的退休年齡65歲退休。之后,我又轉到位于日本名古屋郊區的中部大學,教授國際關系和有關中國政治、外交和文化等方面的課程,長達5年。我作為一名退休的外交官,受聘到國外大學任教,通過講堂和日常的廣泛接觸,向大學生面對面地傳播中國文化和中國形象,這在外交部恐不多見。

  教授中文,傳播中國文化

  在長崎大學,我負責全校的中文教學。學習中文,是長崎大學學生選修的第二外語,自入學后的第二學年開始學,學兩年。學生很多,每年都有近千名。兩個學年的學生加在一起就達近兩千人,教學任務十分繁重。由于我是學校唯一的中文專職教師,搞好中文教學就是我頭等重要的職責。我除了承擔5個班,每個班都有50多人的中文教學外,還負責同其他7位中文老師(6位臨時聘請,1位兼職)的聯絡以及課程的安排,并需適時向他們提出中文教學的要求,了解他們的教學情況。這樣的安排和工作對初來乍到的我來說,的確擔子不輕。但當我想到學校對自己的信任和囑托,想到學生們對自己的熱切期待以及自己作為一個中國人肩上所承擔的重大責任和對日本大學生進行中文教育的重要性,我便首先從虛心向其他已在任的中文老師請教為起點,全身心都投入到了中文的教學中。

  一開始,我通過對中文老師和學生的走訪、調查,摸清了當時學生學習中文以及老師們在中文授課中存在的一些主要問題,并立即與老師們一起研究,共同提出來了改進的具體辦法。同時,在討論中老師們還一致同意我提出的在中文教學中需堅持的下述幾項要求:一是需要老師在教學中講明學習中文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調動學生學習中文的自覺性;二是要講明中文本身的特點,以使學生逐步掌握學習中文的規律;三是要教給學生學習外語,其中包括中文的學習方法;四是在教中文的同時,要相機簡要地介紹中國的歷史、文化和風土人情;五是要重運用,多聽、多說、多寫,不能僅僅停留在語法上;六是要少而精,不能貪多、求快、求全;七是要隨時聽取學生意見,并不斷改進教學方法,提高教學水平。此外,我們還根據學校要求和當時學生的實際情況以及現有的基礎,擬定了一、二年級學生分別應達到的中文水平。正因為目標明確,措施具體,以及老師們的共同努力,經過不到一年,就收到了明顯效果。課堂上說漢語、用漢語的人多了,校園內用漢語會話的人多了,報名學漢語的學生也就更多了。尤其使我欣慰的是,我所教的一個二年級學生在長崎縣舉辦的中文比賽上得了第二名。無疑,這就更加鼓舞了學生們學習中文的積極性。學生們的積極性提高之后,情況就完全不同了。我下班之后,幾乎每天都有不少學生到辦公室來找我,為他們補課,或者同他們練習會話,或者問有關中國文化方面的問題,使我應接不暇。其他不少中文老師也遇到同樣情況。功夫不負有心人,經過兩年的中文教學,有的學生中文水平有很大提高,能自己閱讀中文報紙,有的畢業后還找到了可以運用中文的公司工作,有個別的甚至當上了中文老師。總之,通過中文教學,傳播了中國文化和有關中國的各種知識,增進了學生們對中文,對中國歷史、文化、現狀的興趣和了解,從而走近了中國。

  開設中國概況新課,系統介紹中國

  考慮到長崎大學學習中文的學生很多,但了解中國卻很少,甚至心存疑慮。據此,我提議并征得學校批準,從我到任后的第二年,即2004年4月起,在全校開設了“中國概況”新課,由我主講。每學期一個班,講15次課,每周一次。為此,我根據國務院新聞辦編印、對外發行的《中國》一書,較為系統地編寫出一簡要教材,介紹中國的歷史、政治、經濟、文化、對外關系以及中日兩國的交往歷史及關系演變、發展和當前存在的主要問題等。學生很多,每學期都有200人上下,在大教室上課,授課用麥克風。這一新課的開設,大大地激起了學生們對中國、對中日關系的廣泛關注和濃厚興趣。每次上課,學生們都要提不少問題,我都一一耐心作答。下課后,仍有學生追著我問問題。問題主要包括下列幾類:一是關于我國內的基本情況,如我國的政黨情況、政治體制、法規、人權、宗教、計劃生育等;二是有關中日關系方面的問題,如中國的對日政策,為何要反對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南京大屠殺的真相,今后中日關系如何發展,中日是否會為釣魚島的爭議打仗等;三是關于今后中國的發展和走向,如中國強大之后是否會向外擴張,是否會侵略別國,是否會爭奪外國資源等。對于這些問題,我都在充分準備的基礎上予以耐心答復,因而逐步消除了學生們對中國的一些誤解與疑慮,增進了他們對中國的了解和信任。為滿足學生們的要求,學校還專門將我的授課制作成光盤,發給學生隨時學習。

  此課教授的效果如何,請看我最近收到的一封學生來信就知道一二。來信人名叫小島雄三,他是我當時教過的一個學生。他在信中說:曾老師,您當年給我們講的“中國概況”課太有用了,衷心地表示感謝。您大概知道,我在長崎大學畢業后,進了一家從事日中旅游的公司,一直來往于日中兩國之間,到過中國不少地方。在工作中,我感到您當時給我們所講的有關中國的政治情況、中國的文化、風土人情、宗教習慣等對我都有很大幫助,使我在工作中避免了不少差錯。您上課時,還給我們講過中國人好客、熱情、寬厚、友善,我覺得的確如此。前幾年日中關系緊張時,日本媒體都說日本人在中國會受到歧視,但我完全沒有那種感覺,未碰到過什么麻煩,中國人對我都很好,工作上遇到困難,中國的同事們都會馬上伸出援助之手,使我感到很溫暖。直率地說,相比之下,我們有的日本人,現在心胸顯得有些狹窄,太挑剔了,對中國總是表現不服氣。媒體的報道也過于片面,走極端,遇到一些事,總是反復、夸大地進行報道,使人感到不自然。相反,在中國我倒覺得自然些。

  此外,在我的推動下,長崎大學于2004年4月起,先后同我國北京師范大學和北京教育學院建立了友好合作關系,彼此間進行教師、學術論文和留學生的交流。

  講授國際關系和中日關系,推動中日友好

  在中部大學,我屬于國際關系學部(系),所教課程與長崎大學不盡相同,除第一年擔任過兩個班的中文教學外,主要承擔國際關系和中國政治、外交、文化、開發等方面的課程。為說明問題,我想在此舉兩門課程,并簡要介紹一下所講的主要內容。一是“政治的世界”,所講內容主要包括:何謂“政治”;聯合國憲章的主要原則;19世紀中葉的中、英鴉片戰爭和歐美列強對中國的瓜分;第二次世界大戰;雅爾塔會談與戰后國際秩序;亞、太戰爭的終結和日本戰后所走的道路;冷戰的開始與朝鮮戰爭;中蘇、中美、中日關系的演變與發展;9.11恐怖事件與伊拉克戰爭;世界環保問題等。二是“中國國際關系研究”,所講內容主要是:中、英鴉片戰爭及歐美列強對中國的瓜分;中日甲午戰爭和馬關條約;抗日戰爭;新中國的外交政策及朝鮮戰爭;中蘇關系及其演變;中美、中日、中朝和中韓關系;改革開放和香港、澳門的回歸;中國同聯合國、世貿組織、上海合作組織等國際組織的關系;國際形勢的發展及展望等。從上述所講述的觀點和內容即可看出,我是通過講堂向學生主要介紹世界和中國的近代歷史,中、美、日、俄、歐關系以及中國的對外政策和當前的國內情況,以便逐步在學生心目中樹立起中國的形象。

  教學的效果如何,我想在此舉兩個例子加以說明。不少學生在每學期期末考試的試卷上都要寫上一段話,感謝我的教課。有個學生是這樣寫的:曾老師,我自幼喜歡歷史,您所講日中關系的歷史以及我們后人應采取的態度對我教育很深。日中兩國是一衣帶水的近鄰,是想搬都搬不走的鄰居,唯一的選擇就是和平相處。彼此必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共同發展,不能再讓過去的歷史重演了。過去,日本人在中國的確干了很多很多的壞事,這是歷史事實,不能抹殺,否則還會重復歷史。因此,“以史為鑒”,對日本來說極為重要。但是有一些日本人,一聽說“以史為鑒”就有反感,我認為這是錯誤的。當然,正如中國領導人所說,“以史為鑒”的目的是為了面向未來。我作為一個日本青年,將牢記歷史,一定不辜負老師的教導等。

  另外,有幾個學生在我2011年4月回北京之前,曾到我辦公室送我,與我告別。他們都這樣說:您最后講課時說到,日中兩國要同舟共濟,笑迎未來,我們認為這是很對的,現在中國是日本的最大貿易伙伴,也是日本的最大出口國,依存度很高,已經成了“命運共同體”,必須同舟共濟,相互合作,而不能相互猜疑。現在,我們日本總有那么一些人,總是看著美國人的臉色行事,這是一種恥辱,我們不贊成。有些媒體總說“中國威脅”,但我們認為“威脅”并不是來自中國。美國將第一、第二顆原子彈都投擲到了日本,照此下去,說不定日本今后還會要遭殃。我們日本需要的是和平,不需要緊張、威脅。您雖然回中國了,但您的話我們將永遠記在心里。

  可推薦、批準更多的退休外交官

  我在日本的8年任教,已于2011年3月結束,并于4月回到了北京。回想起來,這8年是很有意義的、值得的。我所教的日本學生已有好幾千人,可以說我的講課在他們的心靈中灑下了一顆顆友誼的種子,我深信到一定的時候會發芽、生長并結出果實。在外交部,像我這樣退休的外交官還有很多,而且每年都有。這些人在外交戰線生活、工作幾十年,教育、訓練,對國內、國外情況都較了解,政治素質、知識水平和政策水平都較高,資歷也較深,而且具備各種應對外事工作的能力,又大多懂外文,可直接與外國人接觸、交流,應該說這是一支很難得的潛在的智力資源,如能發揮他們的余熱,對國內國外都是十分有益的。

  但據我所知,前些年,也有一些同志曾受到國外學校的聘請,請其前往任教,但遺憾的是絕大多數都未能成行。現在,國際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公共外交在外交全局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已大大提升,重要性和必要性也日漸突出,已成為我國外交工作中新的增長點和著力點,這就為這些老同志提供了更多開展公共外交的機會。為此,我認為有關部門應根據形勢的發展和需要,思想要更解放些,措施要再放手些,應大力支持、鼓勵這些有可能、有需要、有條件的同志去做這項工作。而且我還認為,有的重點駐外使領館,還可根據需要,主動推薦這樣的同志去從事這種工作。當然,對這樣的同志出去要有一定的紀律約束,如要嚴格遵守駐在國的法律、法規,尊重當地我駐外使領館指導,不干擾他們的工作,還要加強本身的學習,隨時回國充電等。

  可以說,我這8年在國外大學的執教生涯為我國退休的外交官開了一個頭,是一次嘗試。我深信,同時也期待今后在新形勢下能有其他更多的退休外交官走向外國大學講堂,從事公共外交,大力宣講中國,并取得更大成果。

  來源:《公共外交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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