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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紙媒與美國思想庫的互動特征及其啟示——以布魯金斯學會為例
中國網
2012/09/12

  隨著美國思想庫日益加強對中國問題的研究,并通過研究報告等內容實施輿論牽制,中國媒體在對議題進行關注的時候應該切實加強對自身主動權的把握。對2000—2011年間中國傳統媒體中有關“布魯金斯學會”議題的新聞文本進行簡單的分析,可以總結歸納二者的互動特征,并為我國媒體與美國思想庫的功能關系實現良性互動提供借鑒和參考建議。

  據2010全球思想庫報告結果,布魯金斯學會排在首位。布魯金斯學會自稱遵循“獨立、非黨派、尊重事實”的研究精神,提供“不帶任何意識形態”的思想,旨在充當學術界與公眾政策之間的橋梁,向決策者提供最新信息,向公眾提供有深度的分析和觀點。但布魯金斯學會是一個傾向于自由主義的左派智囊,被劃分為中—左派智庫。從其與政黨的關系上看,過去幾十年中布魯金斯學會與民主黨政府的聯系相對緊密。布魯金斯學會成立初期僅僅關注美國自身的政治和經濟,但隨著二戰的爆發和美國孤立主義的結束,布魯金斯的視野逐漸拓寬,先后成立了東北亞政策研究中心(1998年),薩班中東政策中心(2002年),美國與歐洲中心(2004年),約翰·桑頓中國中心(2006年)和布魯金斯多哈中心(2007年)等,目前開設逾15個經濟研究所。而其中的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主導對中國的研究。

  約翰·桑頓中國中心成立于2006 年,總部設于華盛頓,承擔對于中國問題的研究。美國的克林頓、布什和奧巴馬三任總統的首席亞洲顧問李侃如、韋德寧和杰弗里·貝德都是約翰·桑頓中國中心的研究人員。布魯金斯學會設立有多種形式的面向中國的訪問學者項目,約翰·桑頓中國中心每年在華盛頓特區主辦多項活動,中美高級官員和專家學者會就中國的政策問題和中國面臨的挑戰發起討論。布魯金斯學會也于2006年與清華大學聯合創辦了清華—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圍繞中國經濟社會變革及維系良好的中美關系的諸多重要領域提供獨立、高質量及有影響力的政策研究。該中心作為布魯金斯學會的第一個海外機構,也扮演著引領布魯金斯學會發展成為全球性的公共政策研究機構的角色。主要的研究領域包括中國的能源環境、中國經濟轉型、中國社會保障、中國的城市化。另外,布魯金斯學會逐漸擴大在中國影響力的過程中,還專門開辦了中文網站,網站的主要內容是其關于中國研究的成果。

  國內紙媒對布魯金斯學會的報道結果分析

  經濟類報紙所占比重最大

  筆者在中國知網全國重要報紙全文數據庫內搜索2000—2011年以“布魯金斯學會”為主題的報紙原文,共搜索出313篇。對其進行整理,根據統計情況顯示,報道主題中涉及“布魯金斯學會”的共有64份報紙,其中經濟類報紙共有24份,全國性綜合日報6份,地方性日報8份,軍事類報紙2份,行業性報紙5份,機關報4份,學術報紙2份,專業性報紙10份,周報3份。其中經濟類報紙所占的比重最大。 

 

1:報紙類型比例

  主流大報為主

  有關“布魯金斯學會”內容出現10次以上的依次為新華每日電訊、人民日報、21世紀經濟報道、第一財經日報、經濟參考報、東方早報、中國社會科學報、中國國防報。由其主辦機構和發行范圍看,報紙層次基本屬于主流大報。 

 

圖2:“布魯金斯學會”議題出現頻數高的報紙統計

  “采訪思想庫研究員”為獲取觀點的最主要方式

  “演講”“研討會”“內部報告”三大主要形式作為常規性活動對媒體的議題產生直接影響,但從比重上看,媒體還是主要通過采訪思想庫研究人員來獲取直接的觀點。相較于專訪,個別采訪占據比例較大,在報道中出現的形式主要有“直接引語”“間接引語”“直接引語和間接引語相結合”三種。 

 

  而在報道中,也出現了布魯金斯學會作為一個“思想庫機構”被提及的情況,所占比例約為2%。當涉及到“思想庫建設”主題時,布魯金斯作為一個可以參照的典型范例。除此之外,基本是利用布魯金斯的思想庫的研究背景來為特定報道的主題服務。

  通過布魯金斯學會對于中國媒體的影響形式來看,呈現出了研究人員個體與媒體的高聯結度,如約翰·桑頓中國研究中心專家李侃如、李成在各大報中出現的頻率極其高,而思想庫作為獨立的機構并未與媒體形成特定的緊密聯系。

  經濟、政治、軍事為三個主要的議題類型

  據統計結果顯示,出現議題的類型廣泛,主要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宗教、社會等方面(筆者在分類的時候未將“外交”列出來,是因為外交層次涵蓋至政治、經濟、軍事幾個大類中。)其中,經濟所占比重最大,經濟、政治、軍事為三個常規的議題類型。 

 

圖3-4 報紙議題類型分布

  筆者對與議題里的主題進行了統計,并對具有代表性指向范圍的類目進行了呈現(如下表1),結果顯示如下。

  媒體文本的選擇也主要以宏觀經濟為基本的著眼點。經濟議題的指向以“美國”為主,集中在金融、企業、就業、經濟危機、中美經貿關系等方面,美國稅務、匯率、證券、經濟政策等方面也有所涉及,由此可以看出,媒體文本的選擇也主要以宏觀經濟為基本的著眼點。相比而言,中國的比重相對較少,涉及中國的匯率貿易、中國的經濟政策、中國金融,以及兼具中美雙方的“中美經貿關系”“中美能源關系”。另外,能源是經濟議題中的一個主要指向內容,所占比重達到了16%。主要包括有世界能源形勢、能源安全,能源供給。 

 

  中美政治關系為常規議題,思想庫建設成為報道新取向。在所選取的新聞文本之中,符合政治范疇的有103個,主要的指向范圍有中美關系、美國選舉、美國外交、美國雙邊關系、政治互訪、美國時局、中國外交等,其中,“中美關系”“思想庫”“政治互訪”的比重較大。除了“思想庫”之外,“中美關系”“政治互訪”為國際新聞報道的常規議題。而隨著近幾年的“思想庫熱”,思想庫建設,以及特定的思想庫活動成為了媒體國際報道的一個新取向。 

 

  軍事議題分布較為均衡。軍事議題集中在伊朗問題、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美國軍事外交關系上,諸如反恐、核問題、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此類問題的分布比例較為均衡。 

 

  中國紙媒與布魯金斯學會互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分析

  議題較為分散,報道無框架特征,未追蹤思想庫研究選題

  中國傳統媒體在與思想庫進行互動的過程中,雖然議題集中于經濟、政治、軍事三個大的方面,但是總體上數量較少,議題的指向范圍較為分散。因此,報道的內容并沒有呈現出某種框架的性質和特征。針對于布魯金斯學會而言,2006年成立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主導中國問題的研究。另外,2007 年成立布魯金斯清華中心,促進中國發展中經濟與社會問題的獨立研究。近年來,布魯金斯針對于中國問題的研究重點主要在:中國經濟與貿易方面,包括中美經濟關系、中國的貿易與投資政策、中國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努力、中國在地區和國際經濟體系中的地位以及全球對中國快速經濟發展的影響;對中國國內挑戰的研究,包括中國國家與各地區事務的管理、政治領導權問題、財政改革與國企改革、城市化問題以及環境可持續發展問題;中國對外政策研究,以及中國能源政策研究等。而從媒體的議題建構中看,并未追蹤研究重點,而只是對于其及時性活動進行常規報道,以及由采訪獲取對于特定問題的觀點輔助報道。而思想庫的研究成果呈現給公眾最主要的方式是發布報告、出版書籍。從本次分析統計數據看,引用報告內容的僅僅占據4%的比例,而通過采訪獲取觀點的方式高達83%,顯示出中國媒體欠缺對于有關中國崛起的前沿報告、分析報告和相關出版物的研究的追蹤。

  過度關注美國問題,削弱對于中國所處國際形勢的認知

  布魯金斯學會相關議題的報紙版面多以國際、海外、要聞為主,于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思想庫在媒體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在議題范圍的指向當中,不管是以“美國金融”為核心內容的,還是中美之間在經濟、政治、軍事等方面存在的雙邊關系,與美國相關的內容占據著絕對的比例地位。這與美國思想庫自身的屬性有著較大的關系,其最終的研究目的是要為政府的外交政策和根本利益服務,因此思想庫的研究取向必然以美國的戰略利益為中心。媒體的議程設置功能會通過傳媒的新聞報道和信息傳達活動賦予各種議題不同程度的顯著性,進而影響著人們對周圍世界“大事”及重要性的判斷。而事實上,如果深入分析美國思想庫對于中國問題的研究會發現,美國思想庫多從美國國內事務或政治的角度來發表輿論,如針對于中國軍力的變化和軍費投入,中國與非洲、俄羅斯等國的經貿、能源合作等,會分析這將對美國產生怎樣的影響,進而為美國提出相應的措施來應對中國政策的變化。而傳統媒體在進行新聞選擇的時候,強調了對美國問題的過度關注,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和削弱人們對于中國所處國際形勢和輿論格局中地位的認知。

  過度追求思想庫機構的影響力

  所選擇的新聞文本中,布魯金斯學會被作為典型思想庫機構提及的比例占了2%。在所采訪的專家學者中,有相當多的一部分是屬于兼任研究員,其可能在某大學或者政府機構任職,但基本是以布魯金斯學會的研究專家的身份出現,在某種程度上說明了思想庫的影響力是媒體進行新聞選擇的重要參照因素。思想庫的“智囊”特性決定了其成員一般都具有獨特的技術、知識和信息優勢的專業型社會精英,且絕大部分專職人員都有著處理各領域相關問題的專業背景或實踐經驗。如布魯金斯學會中國研究項目主席貝德擁有27年的外交生涯,其中大部分集中在中國與東亞。由于媒體需要與思想庫共同生產新聞,其產生的觀點可以作為權威信息源,提高新聞的權威性和說服力。因此,在媒體進行新聞生產的過程中,呈現出了過度追求思想庫機構自身影響力,而忽視對思想庫內在研究邏輯的關注。

  中國媒體提高傳播能力的啟示

  擯棄報喜不報憂的傳統立場,選擇敏感話題進行報道,掌握國際輿論導向

  在思想庫的關系網絡之中,除了政府之外,媒體與思想庫之間存在著直接或間接、或隱或顯的聯結關系。媒體既可以巧妙的借思想庫之口表明報道的潛在立場,又可以在客觀上起到平衡報道的作用,彰顯其“中立”的原則。與西方媒體相比,中國媒體往往堅持一種“報喜不報憂”的立場,相應地弱化了敏感話題。這與美國思想庫研究的主要方向有所出入,其對于中國問題的研究焦點一般集中在幾個方面:中國的人權、民主等問題;中國的經濟崛起;臺灣問題。針對這幾個研究重點,其所持觀點的偏向多呈負面,圍繞著中國弱人權、弱民主、中國威脅論來展開。因此,傳統媒體應該適時切入思想庫的敏感話題進行報道,把握住國際輿論中對我國不利的趨勢和導向,提高我國媒體參與國際輿論格局的構建能力。

  追蹤思想庫研究話題 在媒體中培養思想庫專門人才

  美國思想庫加強了對中國問題的研究和重視,不僅僅對于其政府的外交政策會產生影響,且思想庫通過研究報告等逐漸形成了對中國遏制的局勢,而媒體作為社會的監督和守望者,面對著復雜的國際局勢,更應該發揮其作用。針對我國媒體傳播力弱的現狀,一條有效途徑就是追蹤美國頂級思想庫的研究,媒體不僅要利用其中的正面內容,而且更要追蹤有爭議的內容,通過設置新聞議程,策劃報道,來突破思想庫形成的輿論框架,傳遞給公眾更多的信息,也以此傳遞給社會精英一些信號,引發他們的思考,來提供解決問題的思路和對策。從目前我國紙媒與西方思想庫互動的情況看,中國媒體與約翰·桑頓中國中心的聯系較為緊密,說明了媒體并不是不在意思想庫的研究現狀,而是可能由于其對于美國思想庫本身的性質、定位缺乏明確的認識,缺乏長期的考察和跟蹤,故表現出對于思想庫宏觀研究的把握不到位,在報道范圍上有局限。這與媒體中缺乏對思想庫熟知的專業人才有著密切的關系,因此,要跟蹤思想庫的研究話題,除了與思想庫的研究員建立長期的聯系之外,也要在新聞從業者中培養專業人才。

  在美國思想庫與美國媒體互動的過程中,媒體會利用思想庫廣泛的議題、立場豐富其報道的內容,在媒體將自身的立場和態度與思想庫研究取向和成果巧妙的融合起來的情況下,通過一種潛在的框架來達到影響輿論的效應。而反觀中國的媒體,其與美國思想庫的互動還處于一個“依靠其提供意見源和輿論內容”的初級階段,缺乏對于思想庫的長期跟蹤以及巧妙運用甚至突破輿論框架的能力。而這也將是我國媒體加強國際傳播能力的一個艱巨任務。

  來源:《公共外交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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